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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科学曾经的辉煌

  • 2004-06-15 00:04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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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古代并不是仅仅只有“倚天把剑观沧海,斜插芙蓉醉瑶台”的文学情怀,也不仅仅只有书法,绘画,瓷器和刺绣,中国古代是有科技的!翻开《中国科技史》,每一页,每一项辉煌的成就都令世人瞩目、惊叹:完备准确的天象记录、世界一流的数学成果、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、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……英国哲学家、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曾指出:印刷术、火药和指南针“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”,“没有一个帝国,没有一个宗教教派,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,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。”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:“火药、罗盘针、印刷术——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”。我国古代文明、科学技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,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。我国古代科学技术,长期领先于世界。然而,科学技术的发展,到近代却迟滞、落伍了。

 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,是由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环境滋育的。

 战国时期,激烈的变革、频繁的战争,谁拥有足够的粮食,谁就具备了战胜对手的法宝,所以“农本”思想也就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治国思想。此后,历代统治者皆以农为天下之根本:汉文帝曾下诏说:“农,天下之本务莫大焉”,唐太宗说:“农时最急,不可失也。”农业是国家财赋的根本,农业发展的好坏,维系着国家、王朝的命运。于是农学发展起来了,有了保护生态环境、资源的意识。因此,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学也随之发展起来。

 封建帝王认为,天象直接关系着王朝阳的命运,《易》曰:“天垂象,见吉凶……”王室的兴衰是天象在人间的反映,“天人感应”,“君权神授”,所以历法的准确与否,被看作是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标志。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,在长期靠天种地的劳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起步早、成就显著的原因。

 要制定精确的历法,就要准确地测天,就得精于计算,于是数学伴随着天文学发展起来;中国有广袤的土地、众多的人口,中央政府为有效地管理国家,发展了地理学。古代自然经济螺旋式的发展,农业生产力的提高,手工业技术的改进,商业、城市的繁荣,为科技文化的发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。

 合乎规律的政治制度、措施,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。战国、隋唐、北宋等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重视文化。战国时期,正如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的,是“古今一大变革”。诸多矛盾纷纭复杂,思想界空前活跃,各国君主为战胜自己的敌人,广揽人才,出现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,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,农业水利科技、天文历法、医学等各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。

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代,封建经济高度发展,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政策,出现了政治清明、社会安定,百姓乐业的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盛世”。在科技的各个领域硕果累累: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——赵州桥;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——《唐本草》;以及僧一行的天文成就;雕版印刷术的发明,公元868年(咸通九年)雕印的《金刚经》长卷,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,此卷雕刻精美、刀法纯熟,字体浑朴厚重,墨色均匀,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。

 北宋建立至公元979年,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和南方,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。以隋唐经济为基础,北宋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。北宋造纸业的发展给印刷业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宋代的雕版印刷业进入了全盛进代。一些富于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尝试改革,毕升创造了活字的印刷术,对世界印刷术的发展、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 唐朝发明了火药,北宋将火药应用在军事上,火药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。恩格斯说:“在十四世纪初,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,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,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。”

 北宋时期,对外贸易较前代更为繁荣,这时的造船业已相当发达,海外贸易不断扩大,由于航海的需要,我国重要的发明之一——指南针,从此时起就普遍在海船上应用。北宋《萍州可谈》记载,1098—1106年间在广州“舟师识地理,夜则观星,昼则观日,阴晦观指南针。”不久,阿拉伯人从中国人这儿学会了使用指南针,并传入欧洲人手中。马克思说:“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,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,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,并且一般地说,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,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。”

 在古代,尤其是唐宋,知识分子能真正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。隋朝开始,唐朝完善的科举制,形成了官僚一定的社会流动性。魏晋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已经腐朽,出身卑微,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地主阶层,逐渐取代了士族的地位。科举制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竞争机会,以满足更高的需要。科举制在初建时,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,积极参与政事,发挥自己的专长,潜心研究,所以唐宋时期,科技成就辉煌。

 在古代,中国人较西方人要自由。战国时期出现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;魏晋时期的人有放达之风;科举制度实施前期竞争较为公平。虽然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,但是自然经济(以家庭为单位)下的人,相对于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的人而言,要自由得多。正因为有人的自由,有创造的空间,才可能有超越存在的意识,并将之物化为存在。

 中世纪的西欧,由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,扼杀了人性和创造力,孕育了中世纪西欧“片面的道德型人格”。恩格斯说:“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,即宗教和神学。”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,“片面的道德型人格”,使得西欧的中世纪成为科技发展的阴霾时代。因而,也使得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卓然鹤立,璀璨夺目。

 此外,中国地广人多,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繁,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素质,使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,在前人的基础上,不断发展、创造。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。再者,历朝的开放政策,在传播中国文化成就的同时,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,形成了博大精深,泽被东西的中国文化圈。在西方,虽曾有过灿烂的古希腊文明、罗马文明,然而由于地质的变迁,外族的入侵,日尔曼人潮人潮水般的涌入,摧垮了一切。中世纪的西欧是在文化的废墟上重建的,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。所以,中国古代科技走在世界的前列。

 然而当西方在中世纪末、新时代到来之际以及在整个近代史上,科技生机勃勃发展的时候,中国的科技发展却迟滞了。

 明朝中后期,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,在苏州等地资本主义萌芽正在“孕育”之中,可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倡行“重农抑商”的思想、政策,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扼制,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。“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粗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,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;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,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,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,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。”即将走到尽头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,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。

 在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下极端的皇权制和文化专制政策,禁锢了人们的头脑。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,到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,极端野蛮的文字狱的出现,也使知识分子只能“舍今而求古,舍人事而言性天。”鲁迅曾说:“到乾隆年间,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。所谓读书人,便只好躲起来读经,校刊古书,做些古时的文章,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。”出现了一股死气沉沉的学风。封建文化专制下的知识分子,成为驯服工具,已毫无创造力可言,已不能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了。

 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期,中国人行为取向的重实际性,极大地推动着古代科技的发展,然而过于讲究实用便忽略了理论的研究。当科技在经历一定的发展之后,由于缺乏雄厚的基础理论作铺垫,因此很难跃入新的发展阶段。科技成果被统治阶级占有,使得科学技术的研究陷入了政治学的轨道,而没能进入哲学推理、科学抽象的殿堂。尽管在中国古代出现过天人学说、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理论,但是这些理论是普适型的,被应用于天地人间万事万物,它笼统地、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,强调共性,缺乏对自然现象具体的、个别的、有分析的探讨,传统科学擅长综合,从总体、联系中去把握事物,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,但忽略对个别物质实体、物质内部深层结构等独立的研究,容忍思想的朦胧性和认识的不精确性,缺乏科学的实证、分析的基本方法,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、形成科学的专门理论的障碍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中的重实际应用、轻理论探讨;重整体综合、轻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,限制了中国科技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创造性转化。

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组成官僚机构管理国家,使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。所以中国成为一个文化政治化倾向非常强烈的国家。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,读经书,考科举,将踏仕途、登龙门作为最佳的人先选择,而实际上这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。这种文化导向,使得知识分子对仕宦趋之若鹜,各种与安邦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,都被视为无用之辨,不急之察,弃而不治,因此造成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无人问津,束之高阁或流失。重政轻技的观念阻碍了科技的进步。

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。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。曹操曾说:“有事赏功能,治平尚德明。”司马光称才过于德者为小人。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又有重“道”轻“器”的传统。就学术而言,则是重人文科学,轻自然科学。就自然科学而言,中国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大量敏锐的观察和新颖的见解,最终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。知识分子崇尚政治人伦之“道”,天地万物之“理”,轻贱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的趋向,无疑也是阻碍中国科技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。

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缓慢发展,造就了普遍的“萎缩型人格”。中国儒家文化的心理特征,即“实践理性”。所谓“实践理性”,就是把理性引导、贯彻在日常生活、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,不作抽象的玄思。其整个思想中心是“克己复礼”,企图通过人们道德力量的发扬,造成一个“天下归仁”的理想社会。因此,在人格上强调道德力量,在意志品质中,那种对抗权威,反对传统的“独立性”和“果断性”强调不够,至于强调要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必需的“竞争性”更是极为罕见。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,否定人的个性。在封建社会的末期,儒家文化的政治化,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驯服工具,对创造型、开拓型人格的精神上进行扼杀和遏制。鲁迅认为:不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,不满是向上的车轮。一个种族只有不满的人多了,才能前进,否则就会没落。社会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:一要能够自我批判;二要有开放的教育。然而封建的文化专制统治,给知识分子戴上了沉重的枷锁,培了物质文化氛围。恩格斯曾说:“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,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,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;那么,我们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。”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神学受到冲击,使得中世纪普遍的归属性“道德型人格”转向“自尊型人格”。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。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鄙弃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,热心于研究人和自然,肯定人和人性,强调要发展个性。人在这时从宗教神学的迷惘中复归本源,回到自然,得到了自由。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家们喊出了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口号,冲击着传统的迷信、信仰,他们对知识的力量和作用,充满了乐观和信心。

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,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,西方文化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外倾性,强调外在的超越;西方科学家们研究星辰、人体、杠杆、化学物质,强烈要求改变外部环境,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倾文化,强调内在的超越。中国的读书人大多热衷于研究订正古学音和文字,离科技——第一生产力太远,不具有改变外部世界的特性。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,经济落后,国力衰竭,中国人被称为“东亚病夫”。中国科技的发展,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必要的人才结构,所以,在封建社会末期直至近代,中国的科技领域逐渐丧失了独占鳌头,生机盎然的风度。